当前，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新兴领域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，是培育新质生产力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、政府工作报告和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都专门提出，要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。

　　新兴领域具有技术跨界性、主体多元化、成果无形性、技术迭代快、标准全球化的共性特征，这些特征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形成全方位、深层次的冲击，催生系统性制度困境，制约新兴领域的创新发展。

　　困境一是新兴领域权利客体界定模糊、边界不清。传统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针对传统客体，新兴领域创新成果因跨界融合、形态新颖难以被涵盖，定性争议突出，如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构成作品及创作主体问题尚未厘清。新兴领域技术成果以代码、数据、算法等无形形态动态发展，权利客体边界难界定。

　　困境二是新兴领域权利主体确定难、权属分配难。传统知识产权法预设权利主体为自然人或法人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使“创作创新主体”认定存在争议，人工智能生成物的“作者”和创造物的“发明人”是用户、开发者还是系统本身不明确。新兴领域创新多为“多方参与、协同共创”，参与主体的权利主体资格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与法律依据。

　　困境三是新兴领域权利确权标准滞后、确权效率低。新兴客体属性、范围不明确，现有确权标准与新兴领域客体特征脱节，大量创新成果难以确权。技术迭代速度与确权程序周期存在结构性矛盾，发明专利审查周期1到2年，而新兴领域技术迭代以月或周计，优先审查通道名额有限、条件严格。技术高度专业交叉使审查员知识不足，审查质量参差不齐，专利组合构建导致代理、申请审查维护成本高，专利年费制度未考虑技术迭代快、专利价值衰减迅速的特点。

　　困境四是新兴领域权利内容复杂、利益平衡弹性不足。新兴领域创新形态多元，保护需求差异显著，如人工智能技术创新“三层递进”，权项需适配具体使用场景，权项设定过宽或过窄均有问题，需专门立法细化。传统利益平衡规则难以适应新创新生态，如AI数据训练中受版权保护作品的合理使用争议、生物育种领域育种者豁免制度适用性及实质性派生品种界定问题、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收益与使用成本平衡问题突出。

　　困境五是新兴领域侵权救济取证认定难、救济成本高。新兴领域技术创新的无形性、隐蔽性和快速迭代特征使侵权行为发现、认定和救济困难。侵权行为隐蔽性强，多发生于网络空间和虚拟场景，传统监管方式难以适配；侵权后果传播快、范围广，损害难控制；侵权取证难度高、技术要求高，电子证据获取、固定难，运行设备取证难，证据要求标准不统一；侵权方侵权成本低、收益高，维权方维权成本高、获偿低，维权周期长，与新兴技术周期错配。

　　困境六是新兴领域知识产权国际规则供给不足、话语权缺乏。新兴领域技术创新和商业活动跨国界，但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地域性，需跨境协同保护。人工智能、数据等前沿新兴领域尚未形成全球统一规则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快相关布局与规则制定，我国国内制度创新与实践经验未能有效转化为国际规则优势，在全球议题设置与标准制定中话语权有待提升。

　　为摆脱制度困境，需从立法规范、司法优化、行政提效、配套支撑、国际协同等维度系统发力，为新兴领域创新发展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保障。

　　总体思路上，要坚持渐进立法、平衡包容、国内外统筹的思路。立足新兴领域五大特征，采取司法先行、立法并行的渐进式完善路径，发挥法院规则探索功能，成熟规则逐步入法；秉持平衡包容、激励创新的司法政策理念，合理界定权利边界，完善合理使用规则，尤其是平衡人工智能发展与既有知识产权权利人保护；树立国内保护与国际治理协同的全局理念，推动国内制度完善与国际规则供给同步，提升国际治理制度性话语权。

　　立法上，加快构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法律规范体系。坚持修旧立新、新旧衔接的系统立法路径，通过法律解释、适用拓展适配性保护新兴技术成果，针对无法容纳的新兴客体加快专门规则供给与专项立法完善，健全法律适用协调机制。完善权利主体与权属分配规则，确立以贡献度为核心的权属规则，明确人工智能辅助创新的权利归属与利益分享机制，建立多元主体确权标准，完善相关创新规则。健全权利内容与限制规则，细化权项内容设置，优化权利限制规则，增强利益平衡制度弹性。完善侵权救济与证据规则，确立电子证据专门规则，细化侵权行为认定标准，加大侵权赔偿力度，完善司法救济程序。

　　司法上，着力推进裁判标准统一、专业能力提升与救济效能强化。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专门司法解释与指导性案例，统一关键问题裁判尺度；健全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体系，提升技术事实查明能力；合理降低侵权认定门槛，优化举证责任分配，积极审慎加大惩罚性赔偿适用力度，注重公私法领域的比例协调，同时运用临时禁令等措施；完善电子证据相关规则，认可新型证据效力，统一公证与鉴定标准，简化审查流程。

　　行政上，优化确权审查规则，实现高效便捷确权。重构适配新兴领域的审查体系，增设专门审查指引；扩大优先审查、快速预审覆盖面，建立普惠性快速通道，压缩审查周期；降低确权与维持成本，实行年费减免、分段缴费、市场化资助等政策；建立审查咨询专家库，提升审查专业性。

　　国际协同上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、提升规则话语权、推动跨境协同保护。加快国内制度优势与实践经验向国际规则转化，依托多边平台提升国际治理话语权，在WIPO、WTO等框架下主动设置议题，在区域自贸协定等中注入我国保护议题与治理理念；构建议题联盟，加强与发展中国家沟通协调；加强国际治理人才与战略研究，培养复合型人才，重视趋势研判与前瞻性研究。

　　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需坚持司法先行、立法跟进、行政提效、内外统筹的整体思路，统筹推进法律规范、司法裁判、行政效能与国际治理一体化建设，以激励原始创新、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，助力我国在新兴领域全球科技竞争中抢占先机。

　　（作者系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同济大学知识产权学科委员会主任）